作为70后的农村女娃，在那个时代有机会上幼儿园的确是很幸运的。品花开花落，赏云卷云舒，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时光飞逝，童年时光渐行渐远，可幼儿园期间的件件往事就像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一样挂在我的记忆的宝库里。

70年代末还是生产队时期，我们八里营东街的领导提出要成立幼儿园，在生产队的三间西房里，砌上砖墩，架上石板，幼儿园就成立了，陈兰娣老师负责带我们这一帮适龄儿童。

一开学，陈老师就一句句的教我们背唐诗、学儿歌、唱歌曲，还教我们跳舞。那个时代幼儿园在农村是个稀有事物，有很多外大队、外公社的人来参观、学习，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给来人表演准备好的节目。我们女孩子个个用红头绳扎起起辫子，那时没有皮筋，绑辫子都是红头绳，再给我们用胭脂涂个红脸蛋，在眉心点个红点，我们一起合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东方红》、《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等歌曲，没有音乐伴奏，都是清唱；跳的舞都是具有那个时代典型动作的舞蹈，像《我要去参军》、《路边的树苗刚刚栽好》等，多数同学合唱曲子，少数同学和着歌声做动作。每逢有节目，乡亲们、来参观的人以及领导就围成圈观看，节目演过，那些看起来有身份的人就带头鼓掌，乡亲们也跟着鼓起掌来。

我母亲很喜欢看我的表演，总是一脸的灿烂，尤其是在人前夸我的时候，她总是摸着我的头合不拢嘴。

我不记得背书包，平时上学只挎一个小木板，木板两面都被父亲刨的光光的，母亲又栓上去一个用布包的棉花团用于擦写在纸上的粉笔字，这便是我们的学习工具。老师教我们学写数字、写拼音、写汉字，我们就用粉笔头在上面写，写了擦，擦了写，最初识的字我就是这样学会的。

陈老师叫我们在院子里观看蚂蚁上树，蚂蚁搬虫子，我们也捉个虫子让蚂蚁搬，一堆孩子头拱在一起甚至趴在地上看，想起来甚是滑稽，但我们都很高兴，都很乐意也很用心。老师还叫我们捉虫子，装在透明的瓶子里带到学校，一个个的告诉我们这些昆虫叫什么名字：金龟子、蜘蛛、地老虎、牛虻、蟋蟀、蝴蝶、蜻蜓……甚至还有的同学拿来青蛙、蟾蜍和蛇，教室里简直成了动物园了！老师还给我们讲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哪些是害虫，哪些是益虫，于是我就把益虫放生，把害虫消灭掉。我们观察蝴蝶破茧、蝉蜕变的整个过程。虽然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识别动物的卡片，但我们能够和昆虫零距离接触再观察老师再讲解的认识效果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有一次为了让我们了解蚯蚓，陈老师弄来个小盆，放里面放些土，还淋上些水，把一条蚯蚓“残忍”的截断，蚯蚓立即疼的乱打滚，老师把它们放到盆里。我担心蚯蚓会死去，过了两天，当再找到蚯蚓，截断的两条都可以爬了，我惊叹它的生命力，短暂的痛苦，可以让它再生，竟然成了两条生命！

每隔一段时间，陈老师就让我们排着队，到地里认识庄稼，认识草类，它们长得太快了，初春刚发了芽的草几天后满地碧绿；矮矮的麦苗转眼间长齐了麦穗转眼间又变得金黄；夏季里，玉米如同揪着长，形似小喇叭筒的玉米苗几天不见等再见到时个头已超过了我们，几十天就会结出大大的玉米棒子。还有菜园的各种蔬菜，采摘后分给各家各户。我很感谢这些庄稼蔬菜，是它们养育了我们，更感谢辛苦劳动的大人们，是他们哺育我们健康成长。

老师还带领我们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活，每年从第一块麦子收割之后，我们就会㧟个篮子排着队唱着歌，到田间地头拾麦穗。为了不让我们受热，大人是早出晚归，我们是早归晚出。下晌时把捡到的麦穗送到生产队的麦场里，老师还表扬拾的多的同学。老师怕我们热着了，给我们发可以消暑的薄荷片，酸酸甜甜的，麻麻凉凉的，一晌一人一片，有时我掰开吃半片，留下来半片，这次给我娘下次给我爹，再给爷爷奶奶攒出来半片，我还留给刚会走路的弟弟，结果他却是使劲往外吐，我舍不得扔，又吃了。

印象最深的还有拾红花，生产队每年都种很多红花，红花花开时甚是好看，远远望去，一片火的海洋。大人们排着队摘红花，我们把着行在红花地里拾红花，我们的个头和红花棵几乎一样高，很容易看清没摘净的红花，还得小心红花棵上的刺。我们把拾到的红花装在小口袋里，一口袋两口袋，装不下了给老师，到下晌的时候，陈老师的大袋子里可以有不少的红花，她又交给生产队里。

到了秋天，我们还到地里拾豆子，拾玉米，陈老师总是想让我们这些幼儿园的大学生发挥作用，后来我们这几十个孩子到上小学的年龄了，那间教室又成了我们一年级的教室了，但幼儿园的幸福时光结束了……

童年时光虽成为遥远的过去，但至今我却记忆犹新。

（作者 赵秋霞  编审  高国才）